在不久前举行的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经验交流会上，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说，2016年中央投入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专项资金，将由2014年、2015年的 11亿元增加到13.9亿元。这意味着，自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“新型职业农民”以来，针对“谁来种地，如何种好地”这个紧迫而重大的问题，我国正不断加大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力度，力图尽快从根本上补齐农业人才“短板”。
那么，目前“谁来种地”的情况究竟如何？怎样补齐农业人才“短板”？
新老农民“混搭”将长期存在
白T恤，牛仔裤，脚上蹬一双皮鞋，39岁的刘福利手拿一顶草帽从田埂上走过来，两台拖拉机在他背后的田野上忙碌。
刘福利是武汉市新洲区新堤村人，1996年中专毕业后，一直在外打工、做生意。今年初，刘福利决定回家找机会，恰好新堤村党支部书记林火旺正在寻找回乡种地的“能人”。双方一拍即合，刘福利投入50多万元流转了800亩地，全部种上了水稻。
如今，像刘福利这样返乡创业的农民越来越多。这些回乡能人大多积累了一定资本，而且种地的思路和模式与传统农民有明显差别。“过去农民习惯种自己的几亩地，最多把亲戚朋友的地归拢过来种，但‘能人’懂政策、懂市场，从机械、种子到技术，基本是产业化、规模化思路，一个人就带动一大片。”林火旺说。
在湖南长沙县金井镇，年轻的“农老板”黄龙名声在外。黄龙早在大学时就开始小规模租地试验，从湖南农大植保专业毕业后，回家一口气承包了1000多亩地，还成立了农机专业合作社，现在周围的农民全跟着他种地。
与回乡能人相比，目前新农民的大头还是本土能人。在乡村，本土能人大多拥有一技之长，农机手、经纪人、运输户等，有的还在乡镇或村委会任过职，他们视野开阔、头脑灵活，善于抓住政策环境和市场机遇。更重要的是，由于本土本乡的人脉关系，他们在流转土地、用工、农资购买等方面显出了熟人社会的优势。安徽怀远县徐圩乡村民尚跃，一辈子没有离开过本地，却是全县最大的农场主，领办的农机专业合作社流转了1万多亩土地。
由回乡能人、本土能人以及少数企业家和白领组成的新型经营主体，开始改变着中国农业经营格局。据农业部统计，近几年每年新增土地流转面积达4000万亩，全国土地流转面积已超过33%，家庭农场近90万户，农民专业合作社超过140万家。不过，散小农户仍然占多数。农业部经管司司长张红宇认为，新老农民混合种地的现象将长期存在，但随着新型经营主体的成长，“谁来种地”与“怎样种地”问题会不断破解。
缺乏懂经营会服务的“多面手”
虽然新农民不断加入，但农业人才“短板”仍然是制约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因素。中国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常务副校长刘天金说，农业人才可简单分为科研与实用两大类，从我国人多地少、农村劳动力离乡等状况来看，目前人才“短板”主要在农村实用人才方面，比如经营人才、服务人才等。
武汉新洲区新堤村总共1400多人、4000亩耕地，不到300人务农，大多在60岁以上。村民王贵远70岁了，与老伴侍弄家里12亩地，有点力不从心，他希望有人来流转土地。与王贵远的想法不同，64岁的湖南浏阳市永安镇坪头村村民李文奇却不愿把地租出去，他觉得自己种几亩地放心。农业部科教司教育处处长纪绍勤说，现在农民一类愿意租地，一类不愿意租地，这两类情况，实际上通过土地流转或者社会化服务都可以实行规模化经营，现在要解决的就是农业经营人才与服务人才两大问题。
尽管成长较快，但农村现有懂经营的人才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实际需求相比，仍然是最大“短板”。湖南浏阳市农业局局长黄永忠说，现在想租地的人不少，但真正有实力、懂管理、愿意在农业领域长期干下去的经营大户还是不多，有的干一两年遇上歉收或者其他困难时连租金都付不了，就干不下去了。
经营人才不足，服务人才同样缺乏。江西南昌县武阳镇朱坊村80岁的朱欠眼与王贵远一样，都希望把地租出去，但因为地块不平，没人租。当地村干部说，曾经有人想统一为村民搞种植服务，村民不必流转土地，但参与的人不多，没干成。
农业科技推广“最后一公里”也是“短腿”。武汉新洲区阳逻街道农业服务中心主任程华安61岁，原本已经退休，因为“后继无人”被返聘回来。这个服务中心共 28人，平均年龄47岁，只有6人从事农业技术专业服务，近10多年没有新鲜血液进来。各地反映，除了年龄老化，农技员知识老化也较为普遍，不适应花样越来越多、要求越来越高的生产需求。
农业要用效益吸引人才
农业人才“短板”能否尽快补齐，取决于效益、政策环境和人才培训力度等众多因素，但关键在效益。
在江苏苏州望亭村，林亚萍自扬州大学植物营养学专业毕业后就投身农业，如今是苏州御亭现代农业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，她创造的“林莓莓”草莓品牌，年销售额达60多万元。
像林亚萍这样毕业后就选择从事农业的大学生正在成为时尚。作为新农民，吸引大学生的首要动因就是农业效益。湖南浏阳市永和村烤烟合作社理事长刘福瑞说：“农业不存在有没有人干的问题，只有挣钱不挣钱的问题，有效益就有人来。”
让新农民有利可图的关键，是制度保障。目前土地流转虽已普遍，但还在规范阶段。流转期长短、土地租金定价、合同签署形式及土地补贴和收益分配，基本都是私下协议，容易产生纠纷。新农民常常面临流转的土地被无故收回，或随意涨租金的问题，老农民也要承受老板“毁约”“跑路”等潜在风险。这些都要求法律制度、政策措施来规范保障，让新老农民吃上“定心丸”。
农业人才培训力度也影响着新农民的成长速度与质量。现代农业对良种良法和市场经营有更高更多的要求。广西罗波镇旧陆斡村的黄必文，在机关工作10余年后，回乡流转了2200亩地种蔬菜。没有经验的他报名参加了南宁市武鸣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班，如今成了一名“有文化、懂技术、会经营、善管理”的新型职业农民。黄必文的培训转型将成为更多新农民的样本。农业部科教司教育处处长纪绍勤说，今年中央财政投入近14亿元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示范要扩大到全国8个整省、30个整市和800个示范县，每年100万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将使希望的田野更阳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