党的二十大报告将“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”作为一体推进“三不腐”的基础性工程，强调要“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”。唐代“开闽第一进士”薛令之，以其“苜蓿廉臣”的操守、“指佞草”的风骨和“酌量受之”的自觉，构建了“清、正、直、俭”的廉洁文化内涵。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今天，挖掘薛令之“三廉”文化中蕴含的理想信念根基、权力监督意识、家风家教传承，对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增强“不想腐”的自觉，构建“干部清正、政府清廉、政治清明、社会清朗”的生态具有深刻的时代镜鉴。
一、时代之问：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廉洁文化建设的战略擘画
党的二十大报告站在“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”的战略高度，对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作出了系统性部署。这不仅是反腐败斗争从“治标”向“治本”深化的重要标志，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廉洁基因的创造性转化。
（一）定位：一体推进“三不腐”的基础性工程
报告明确指出，要“深化标本兼治，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，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，教育引导广大党员、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”。这一论述将廉洁文化从一般性的宣传教育提升到了“治本之策”的战略层面。如果说“不敢腐”靠震慑、“不能腐”靠制度，那么“不想腐”则必须依靠文化的浸润和思想的觉悟。廉洁文化正是通过“日用而不觉”的方式，在党员干部内心深处筑起拒腐防变的“思想堤坝”。
（二）路径：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“要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”。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，积淀了丰富的廉政思想资源，如“廉者，政之本也”（《晏子春秋》）、“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”（《官箴》）等。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不能是无源之水，必须扎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。薛令之作为闽东乃至福建廉政文化的标志性人物，其事迹跨越千年依然熠熠生辉，正是这种“营养”的鲜活载体。
（三）目标：涵养求真务实、团结奋斗的时代新风
廉洁文化建设的最终落脚点是人，是人的精神风貌。报告要求“涵养求真务实、团结奋斗的时代新风”。薛令之身上体现的不慕虚荣、不务虚功、不图虚名的务实品格，以及“男儿立志须稽古”的奋斗精神，与新时代反对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，倡导实干担当的要求高度契合。
二、历史之镜：薛令之“三廉”文化的基本内涵
薛令之（683-756），字君珍，号明月先生，福建福安廉村人。唐神龙二年（706）进士，官至左补阙兼太子侍讲。他的一生，是“廉”字最生动的注脚，其文化内涵可凝练为以下四个维度：
（一）“苜蓿长阑干”：安贫乐道的清苦之守
薛令之被誉为“苜蓿廉臣”，典出其著名诗作《自悼》：“朝日上团团，照见先生盘。盘中何所有？苜蓿长阑干。”当时他任太子侍讲，因不与权奸李林甫同流合污而备受打压，生活清苦，餐盘里只有普通的苜蓿（一种野菜）。面对清贫，他并非抱怨，而是以此自警，坚守“谋朝夕”而不“度岁寒”的淡泊。这种“清苦”不是无能，而是一种主动的价值选择。辞官归乡后，唐玄宗闻其贫，诏令长溪县拨付岁赋资助，他坚持“酌量受之，不肯多取”，连皇帝给的“合法福利”都只取维持基本生存所需，绝不趁机捞取好处。这种对物质欲望的极致克制，构成了廉政文化的底线伦-“苟非吾之所有，虽一毫而莫取”。
（二）“吟草指奸佞”：不畏权贵的正直之骨
作为谏官（左补阙），薛令之的廉政不仅体现在经济上的清白，更体现在政治上的风骨。唐玄宗命群臣吟咏“屈轶草”（传说中能指认奸臣的仙草），薛令之借题发挥，在诗中暗斥以宰相李林甫为首的群奸，因此结怨。在“指鹿为马”成风的官场，他甘当“指佞草”，体现了古代士大夫“文死谏”的担当。这种廉政内涵超越了个人洁身自好，升华为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对真理的捍卫。它告诉我们，真正的“廉”不仅是“不贪钱”，更是“不阿谀”、“不避祸”，敢于为维护政治清明而斗争。
（三）“谢病东归去”：不慕荣利的气节之重
当唐玄宗对他《自悼》诗产生误解，题诗反讽（“若嫌松桂寒，任逐桑榆暖”）后，薛令之没有选择摇尾乞怜、解释求饶，而是“谢病东归”，毅然辞官。在“学而优则仕”的封建时代，放弃京官职位等同于放弃整个家族的前程。但他用行动诠释了“廉”与“气节”的统一：廉耻。当所处的环境无法容下清廉时，宁可归隐林泉，也绝不降低人格标准同流合污。这种“出淤泥而不染”的归去，是一种无声而最有力的抗议，守护了精神家园的纯净。
（四）“书可读，田可耕”：耕读传家的家风之教
薛令之留给后世的二十字家训：“父言慈，子言孝，家声永振；书可读，田可耕，世业永存。”这短短二十字，构建了薛氏廉政文化的家庭维度。他没有给子孙留下金银田宅，而是留下了“读书”和“耕田”两条路。读书以明理，耕田以立身。这种“耕读传家”的模式，从源头上切断了“官本位”和“特权思想”的滋生土壤。在他的影响下，廉村在唐宋年间出了33名进士，且多能廉洁自持，形成了“村以廉名，溪以廉名，山以廉名”的独特“三廉”文化地标。这证明了廉政文化一旦融入家风，就能产生跨越时空的代际传承力。
三、现实之鉴：薛令之“三廉”文化的时代价值
结合党的二十大“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”的要求，薛令之的事迹不再是尘封的历史，而是映照当下、启智润心的宝贵资源。
（一）价值一：为“不想腐”提供理想信念的人格范本
当前，一些干部陷入腐败深渊，根源在于“总开关”失灵，认为“政治是虚的、理想是远的、权力是实的、利益是近的”。薛令之“苜蓿盘”的故事，生动诠释了“理想信念高于物质享受”。在全面从严治党语境下，学习薛令之，就是要学习他把“廉”作为一种信仰来追求，而非作为“规定”来遵守。当党员干部在面对“围猎”和诱惑时，能想起薛令之“盘中苜蓿”的坦然，就能从“不敢拿”的恐惧，升华为“不屑拿”的骄傲，真正筑牢“不想腐”的思想根基。
（二）价值二：为“监督权力”注入刚直不阿的斗争精神
党的二十大强调要“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”。薛令之作为谏官，其“指佞草”的实践告诉我们，监督不能“和风细雨”，必须要有“戳痛处”的勇气。在现实中，面对“一把手”监督难、同级监督软的问题，薛令之的风骨启示我们：廉洁不等于“老好人”，真正的廉洁卫士必须敢于发声、敢于亮剑。新时代的党员干部，特别是纪检监察干部，应当具备这种“指佞”精神，对歪风邪气“零容忍”，当好政治生态的“护林员”。
（三）价值三：为“廉洁家风”树立量敷取禄的边界意识
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“领导干部要重视家风建设”。薛令之“酌量受之”的行为，极具现实针对性。现在一些领导干部问题出在“家属、身边人”，利用职权“多吃多占”，甚至把组织的照顾视为理所当然。薛令之面对皇帝特批的“岁赋”，尚且只取生存之需，这对当代干部是极大的警醒：即使是合规的待遇、合法的收入，也要有“度”的把握。要学习这种“知足常乐”的智慧，严格划分“公”与“私”的界限，管好家人，做到“量敷取禄，不肯多取”，从家庭细胞层面阻断腐败蔓延。
（四）价值四：为“文化自信”挖掘地域廉脉的源头活水
作为“开闽第一进士”，薛令之是福建科举文化与廉政文化交相辉映的起点。福安作为“闽东延安”，既有红色的革命文化，也有薛令之代表的青色（清廉）传统文化。深入挖掘薛令之文化，建设好廉村等教育基地，是用好本地资源、增强文化认同的有效途径。它让廉洁教育不再是干巴巴的条规背诵，而是“看得见、摸得着”的乡愁记忆，能有效提升廉洁文化的亲和力、感染力和渗透力。
薛令之的一生，是一首写在大唐宫墙和闽东山水间的“廉洁史诗”。在千年之后的今天，当我们重读《自悼》诗，漫步廉溪畔，党的二十大报告中“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”的号角仿佛与历史产生了回响。薛令之“三廉”文化中蕴含的“清”以修身、“正”以处事、“直”以谏言、“俭”以齐家的核心要义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馈赠给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份厚礼。广大党员干部当以薛令之为镜，心明道、怀德自重，永葆“苜蓿盘”前的淡泊心境，发扬“指佞草”前的斗争精神，在推进中国式现代的新征程上，做到“心不动于微利之诱，目不眩于五色之惑”，方能不负时代、不负人民。
